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與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山東榮成市舉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全國工商聯第九屆副主席程路、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等專家圍繞供給側改革與中國制造2025闡述了各自的觀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政府管理模式和思維方式都是一次新考驗。政府是繼續沿用傳統思維方式和駕輕就熟的舊有管理方式來管理新經濟、新業態，還是站在時代前沿，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新常態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走到十字路口的新的戰略選擇，方向是改革開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簡單地調整某種產品或行業的結構，甚至某種產業的結構。現在最關鍵、最核心的是著眼于調整制度供給，實現新舊制度和新舊動能的大轉換。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只能靠改革來突破原來漸進形成的過渡性制度安排。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制度供給主要針對“引進來”，這種政策取向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逐漸形成，重點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用國內資源和優勢搭載一個平臺，使國際上的要素在這個平臺上集聚和配置。現在，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投資國，中國企業紛紛“走出去”，在全球市場配置資源，制度供給應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現在因為缺少一套新的制度供給和政策設計，中國企業“走出去”后，面臨在境外投資生產的產品拿不回來的情況，而且中國企業在境外產生的GDP也并未納入國民統計范疇。
目前，我國與很多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比如“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六條經濟走廊都在快速推進，國際產能合作隨之拓展。這種國際產能合作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存量和增量，但是由于我國的國民經濟統計仍然只統計國內生產總值，而沒有將中國企業在全球其他地區產生的經濟總量計算在內，造成這些龐大的經濟數量未能進入我國的GDP統計核算范圍內。
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一個非常關鍵、特殊的時期，經濟社會全面轉型，新一輪對外開放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在全球配置資源。但是，我們的統計方式、政策支持取向和政策體系還是原來在漸進式開放中形成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思維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定式。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是制度供給的結構性改革和調整，整個制度供給、政策供給必須要整體再造，以適應現在對外開放新形勢和經濟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改革這些不適應消費需求的落后生產力布局和產能結構，改革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的部分。
結構性調整不是文字游戲和數字游戲，必須要遵從市場經濟的規律，要有技術標準，環境標準，生態標準。真正淘汰掉那些落后產能，該上的先進產能還應該上，該發展的進口替代性產能還應該發展。
首先要大幅提高產品標準。中國一共13.7億人，2015年我國旅游人次達到40億人次，其中出境游1.2億人次，據不完全統計，出境旅游購買商品消費平均達到1.5萬人民幣，我們發現消費者購買的有些商品是在我國生產，出口到國外后，被消費者又買回來的。所以技術替代和標準替代在結構性調整里非常重要。供給側改革的重心必須放在結構性調整上，抓緊實現這幾個替代。
其次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調整。結構性改革不僅指產品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供給和需求匹配，還要加快形成國際化、社會化、信息化、市場化和智能化的大流通，提高全過程的流通效率和效能。
當前世界經濟主要特點是復蘇乏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月份預測，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只有3.1%，如果英國脫歐繼續發酵，則可能掉到2%，IMF總干事拉加德形容，“現在世界經濟陷入新平庸增長”。世界銀行也持同樣的看法，唯一對中國經濟給予了肯定。
過去十年，世界最大的20個主要新興市場平均增長率是5.5%，占世界經濟增量貢獻率的75%，其中僅中國一家就占了30%。國際組織最新預測，未來十年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將降到5.5%以下。
全球債務率持續上升。在世界各國央行同時放水的前提下，各國的債務，特別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政府債務都在快速上升。除了債務問題，國際貿易也是一片蕭條。國際貿易增速連續五年低于國際GDP增速。全球經濟增長一個重要動力來自對外開放和國際資本跨國流動，但是由于當前普遍缺乏好的投資機遇和項目，跨國公司投資也日漸趨緩，進而導致全球投資處于停滯或下降。
從國內經濟形勢來看，可以用四個關鍵詞概括：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提質、好于預期。同時，一些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第一，民間投資回升增長乏力，投資增速快速下滑。今年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是依靠基礎設施投資拉動，主要由政府和國企來完成，增長速度達到19%。但是在工業和其他領域，投資主體主要是民間投資，可是民間投資近年來不斷下滑，尤其是今年1到9月份民間投資增速已經降到了2.5%，這意味著現在民間投資意愿較弱。
第二，資金流入房地產領域比重偏高。8月份和9月份，廣義貨幣M2增長速度分別只有11.4%和11.5%，低于年初設定的13%的增長目標，這些增長速度并不太高的貨幣供應量又有相當一部分流入了房地產相關領域。，我們的貨幣政策大概分為五檔，從緊是最嚴的，第二是適度從緊，第三是穩健，第四是穩健略有寬松，第五是寬松。13%大概是穩健略有寬松，11.5%左右算是中性、穩健的貨幣供應增速。
今年1到8月份，居民新增貸款的很大一部分進入按揭貸款，達到了3.48萬億，其中按揭貸款是2.97萬億，導致的結果是到8月份之前企業新增貸款為負。三季度新增貸款里面，前兩個月里房貸都是主力，三季度每個月新增的按揭貸款都超過4600億人民幣，是去年同期的1.88倍，累計新增按揭貸款占全部新增貸款的40%以上。
第三，房價上漲速度過快。8月份、9月份房價上漲的幅度很高，8月份，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南京、杭州等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價上漲幅度都達到30%以上。到9月份，房價上漲的態勢依然沒有消退，百城價格同比和環比漲幅持續上揚。國慶之后，各地紛紛出臺房地產調控政策，包括提高按揭貸款的比例和限貸限購，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房價上漲過快的現象。
房價上漲助長了房地產投資回穩，在很大程度上也緩解了鋼鐵、煤炭、水泥等上游產品的庫存壓力，單位價格回升，貨運價格提高。土地出讓面積雖然沒有變化，但是價格提高了。
第四，財政收入增速趨緩。今年1到9月份，財政收入同比增長5.9%，低于GDP增長速度。在公共預算收入中，稅收增長速度同比增長6.6%，這說明財政收入的增速略有下降，地方政府更加依賴土地出讓金收入，導致土地出讓金收入增長明顯加快，達到了14%。這樣就使抑制房價更加困難。
不把民營企業這步棋走活 改革很難推進
第一，供給側改革的主力和希望在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本應是供給側改革的主力和希望，但是現在卻最沉悶。民間投資增速從去年的10.1%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3.6%，上半年跌到2.6%。與此同時，政府和國企投資快速增長，這種國進民退的狀況，在社會投資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如果民間投資不能恢復，這一輪經濟下行將面臨危險局面。民間投資為什么劇烈下滑？因為民營企業家對預期沒有信心。比如，PPP作為政府和企業合作的平臺，并沒有真正平等地對待民營企業。今年以來，全國PPP項目已有12萬億之巨，最終有多少落到民企頭上？本來政府制定的“非公36條”非常好，執行好36條就行了，關鍵是不落實。
第二，民營企業發展不起來，癥結不在民營企業，而在國企。很多虧損及扭虧無望的僵尸企業都是國企，因為民企等不到成為僵尸企業就已被肢解或跑路了。這一輪房價上漲，全國不少地王的“金主”都是國企。，除幾家主營業務是房地產的企業之外，國企都要退出房地產行業，但是并沒講什么時候退出，也沒有出臺強制退出措施。美國經濟復蘇為什么比較快？金融危機前，美國曾一度全力發展虛擬經濟，透支實體經濟，影響經濟增長。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注重對實體經濟的保護和扶持。奧巴馬之所以能夠連任美國總統，獲得較高支持率，就是因為實體經濟、高科技的發展。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出口占了世界總出口的20%，甚至出臺了實體經濟促進法，學徒促進法等等。所以中國要實現中國制造2025，就要踏踏實實地在實體經濟上下工夫。
第三，民營企業的投資渠道不暢，投資的結構要調整。如果民企仍然在傳統產業上投資，跟國企的優勢產業去競爭，可能收不到太好效果。未來民企可以進入文化、體育、娛樂、養老等社會服務產業，進行結構調整。
第四，“一帶一路”是民營企業大顯身手的地方。“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是國家全面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決策。“一帶一路”向西把過去位于改革開放末梢的地方，推到了改革開放的前沿，帶活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沿岸國家的經濟。在這方面民營企業可以大有作為。有的項目雖然政府已經在做，但是缺乏配套設施，民營企業完全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拾遺補缺。
供給側改革，希望、前途在社會資本、民營企業。如果不能把民營企業這步棋走活，改革很難推進。對于廣大民營企業來說，踏踏實實搞好實體經濟，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關鍵。
從穩增長、調結構的角度觀察中國制造2025目標實現問題，我主要談以下幾個觀點。
首先，如何看待當前經濟持續下行。到目前為止，我國經濟增長雖然穩定在了6.7%，但仍屬于2010年以來的最低。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雖然有波動，但沒有出現負增長，除1990年和1991年出現過兩次降至4%左右的情況外，30多年年均增長率9.6%。毫無疑問，在投資的邊際收益大幅度下降和外部需求明顯不足的條件下，我國經濟不可能長期維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長水平，而且從一個較長時期（比如到2030年或2050年）角度看，同其他發達經濟體一樣，最終我國經濟增長率也會大幅度下臺階、呈現所謂“L型”。但是，在我國經濟仍然處于中高速增長階段、支撐經濟增長諸多因素還大量存在的條件下，經濟增長的實際能力不會大幅度下臺階，實際經濟增長率則會因短期因素影響而呈現一種左高右低的“W型”變化軌跡。宏觀調控的任務則是避免實際經濟增長率持續降至客觀存在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之下。、惠民生、促改革的前面主要是因為，如果增長穩不住，甚至掉到6.5%以下，與2010年相比，實際失業的人數就會增加500萬甚至600萬，不僅到2020年無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脫貧以及眼下的調結構、促改革等等都可能成為一句空話。這也是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國始終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的重要原因。
其次，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下降應引起高度重視。近幾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降，甚至降到了10%以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基本經驗是，一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低于18%，就會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一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投資需求持續下降引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受阻。這主要是因為，包括體制機制及其結構、產品生產及其技術、產業發展及其結構、產品質量及其附加價值等在內的供給側改革，均需要投資與之配合。
當前我們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占投資60%以上的民間投資大幅度下降。國有部門投資增長率超過20%雖然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只要民間投資不景氣，整個市場就不會全面繁榮，甚至還會引發大面積“脫實向虛”的實體經濟空心化傾向。因此，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實施結構性寬松政策，降低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性成本等等，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雖然不如“滴灌”精準，但是，由于“滴灌”難及中小微民營企業，這些企業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融資饑渴”已經是它們的現存常態，因此需要通過“漫灌”給這些處于“嚴重饑渴”的企業一點兒“雨露”。
最后，在穩增長中深化調結構，是有效阻止經濟持續下滑、助推中國制造2025目標實現的正確選擇。穩增長需要投入，調結構也需要投入。通過有重點的資本投入引領結構調整，通過結構有效調整穩定經濟增長，是一舉兩得的事情，要緊緊抓住、認真做好。
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就必須加大投資力度，要注意做好投資重點的選擇與安排。一方面，，要努力做到此類投資的進入機制必須以市場決定為本。另一方面，投資的重點要放在傳統產業技術改造上。中國制造2025，既包括傳統產業，也包括新興產業，其中傳統產業仍然是大頭，從而是投資的一個巨大重點。通過大量增加投資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實現傳統產業技術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既是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內在要求，也是順利實現中國制造2025宏偉目標的客觀要求。